把握基本国情破解历史难题
——我国国有企业改革20年述评
新华社记者吴复民、陈芸、韩振军
国企改革，这是一个全球性话题。如何搞好国有企业，世界上没有完整、成熟的经验；中国也处在探索的过程中。要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之路，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造性事业，每破解一道难题，都意味着一次重大突破。
这些事现在听来恍若隔世：1978年，四川化工厂对实现“百日红”超产较多的职工进行奖励，每增产100元发给奖金7毛2分，却因不符合上级规定，50多天才勉强获准。有一家工厂，建职工澡堂时想增建一个厕所，层层报批中竟盖了80多枚公章。
缺少自主权力、缺少利益、缺少责任，这是20年前中国国有企业的写照。国有企业的改革，首先抓住了“权、责、利”脱节的矛盾，解放思想，进行大胆的探索。1978年，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率先开始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，试点很快扩大到四川省100家企业。光是“企业可提留20％超定额利润”这一条，就使企业里似乎人人都成了“算帐派”。
改革初期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、利改税等改革措施，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入手，将一部分生产经营权和利益下放给企业，冲破了旧体制对生产力的许多禁锢，激发起人们长期压抑的积极性，企业的创造层出不穷，当时的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在承包中就使出了“三十六计、七十二变”。到1992年国务院颁发《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》，将14项经营自主权明确交给企业，大部分自主权在企业得到落实。
然而，从整体上看，“放权让利”式的改革没有触动传统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，国有企业长期积淀的人多、债多、社会负担重、政企不分等深层次矛盾无法解决，效率、效益低下成为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缺乏活力的致命弱点。
1992年，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，国企改革进入了“制度创新”的新阶段。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“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”的现代企业制度。不久，《公司法》颁布，把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用法律规定了下来。
围绕“制度创新”的目标，国家选择100户企业、18个城市、56户企业集团进行试点，到去年底各地区、各部门的试点企业达2600多家。这些企业探索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，初步落实了法人财产权，建立了经营者竞争上岗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，加强了企业内部管理，构造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基础。以邯钢、宝钢为代表的一批先进企业，在改革的推动下，靠新机制创造出巨大的效益。改革以来，国有资产总量年均增长15．5％，高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年均增长12．9％的水平。
现代企业制度是集人类发展生产力文明成果的一项系统工程，而国企改革要破解的是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而又无法绕过去的深层次难题。全党全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，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用“啃硬骨头”的精神和胆略，积极探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途径。
国有企业几十年来基本上只生不灭，好像国企倒闭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。在国有企业亏损榜上，居然有1．2万户老亏损户每年榜上有名。1995和1996年，江泽民总书记实地考察了上百家国有企业，明确提出要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，从搞好每个企业转向搞好整个国有经济。
按照“实行鼓励兼并、规范破产、下岗分流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”的方针，到去年底，全国已有2000多家工业企业因长期亏损、资不抵债被关闭、破产。国有企业的资产和效益开始向优势企业集中，目前资产超过10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已逾50家。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单一所有制结构日益影响生产力发展。党的十五大提出，“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”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。根据这一思路，一批国有企业改制成“三资”企业、股份制企业或向其他产业投资、参股，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控制力大大增强。以上海为例，去年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本金总额是2342．76亿元，其中国家资本金为786．45亿元，也就是说每1元国家资本金直接控制3元社会资本；如果加上跨地区、跨产业参股、联营、合资的部分，1元国家资本金可以调动、支配9元以上的社会资本。
难啃的“硬骨头”不仅在国企内部。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，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。党的十四大以后，财政、税收、金融、外汇、外贸、价格、投资等体制改革相继出台，为国企改革创造了配套条件。近些年，围绕着解决企业人多、债多和政企不分等难点，又推进了社会保障制度、财政金融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。由于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，加上党、政府和全社会的努力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得以比较平稳地进行，上千万职工实现了岗位大转移。
人们习惯于把国有企业称为“共和国的长子”。它向国家提供了60％的财政收入；它为城镇提供了70％的就业岗位；它一直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，在各个关键领域，占有支配地位；它还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。
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上，始终存在着各种风险和挑战。亚洲金融危机的突然来临，使企业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严峻；多数商品产大于销的格局，使企业的营销能力面临新的考验；产业结构的普遍落后，需要企业应对加快升级的挑战；全球性的知识经济浪潮，进一步提出了调整产业、产品和市场结构的严肃课题。国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与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它的最后解决，还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。
现在，我国国企改革的方向、目标、原则、方法都已明确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：“等是等不来的。回避问题，退缩不前，只能是无所作为。”回顾20年国企改革的进程，给我们留下的重要启示是：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立足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，以“三个有利于”的标准大胆试验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不能期望找到一种适合所有企业的通用模式，不能犯“一股就灵”、“一卖了之”这样绝对化、简单化的毛病。而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，下功夫调整结构，加强管理和技术创新，则是搞好企业的永恒主题。
世纪之交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国企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：用三年左右时间，通过改革、改组、改造和加强管理，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；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。只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，扎扎实实地继续破解一道又一道难题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成功。这将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又一个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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